三月:大腦與惡的距離

「陪在我身邊,凝視我的臉,所有狼狽,照亮我陰暗的每一面;

不顧一切,包圍一切,光線裡別讓我走遠」

—— 林宥嘉。別讓我走遠(公視 我們與惡的距離主題曲)——
公視旗艦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The World Between Us)

公視與 HBO Asia 合作製作的旗艦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The World Between Us)上星期總算播出了。雖然身在網路線上影音系統幾乎都不支援播放的英國,忠實台劇迷如我還是想辦法看到了前兩集。劇中編織著重刑犯與其家庭、社會環境複雜的關係:受害者家屬需要有人為無辜逝去的親人負責;無辜的犯人家屬,同時也要承受極大的心理煎熬。法扶律師王赦,一心一意希望在社會輿論只希望趕快將犯人處死之前,了解這類刑案發生的脈絡,以期能預防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強力推薦:公視+線上看|http://bit.ly/2VJ8tsv

人難免會犯錯,但是許多犯下重大刑案的兇手,其冷酷的犯案行徑令人毛骨悚然,很難令人相信是一般人下得了手的。或許因為如此,社會上普遍對於「重刑犯」和「精神異常」有所連結,認為他們一定是「瘋了」才會做出如此瘋狂的舉動,許多殺人犯也會在法庭上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希望透過專業的司法鑑定,以尋求減刑或緩刑的機會。究竟這些殺人犯是不是真的在大腦運作及功能上,跟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使他們容易成為重大刑案的加害人?(參考鄭捷辯護律師 黃致豪 Ted x Taipei演講

人類行為的神經迴路機轉

行為神經科學(behavioural neuroscience),研究行為背後的大腦機制,已經從認為大腦每個區域只負責特定功能的「區域表徵」(localist representation),開始認識到大腦的任何功能都可以由許多不同的腦區共同合作的「分散表徵」(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大腦不同區域的連結就像是捷運網路圖一樣,有許多互相重疊、卻又各不相同的功能,而大部分複雜的認知行為都是許多迴路之間共同處理訊息的結果。

近年來,這樣的趨勢也逐漸應用到精神醫學上,開始利用「大腦迴路異常」為基礎來分析個案的狀況。我們逐漸了解到,即使是不同精神疾病診斷的兩個族群,也可能會有共同的異常行為特徵,暗示著不同精神疾病的可能會影響到共同的大腦迴路。這樣觀念上的轉變,可以讓醫師有機會從過去依照診斷來對症下藥,轉變成針對受影響的大腦迴路來進行治療。近十年來,科學家也開始研究不同類型的罪犯,是否在大腦運作上跟其他人有所不同。

大腦主要的六個認知網路:大腦休息時特別活躍的「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藍)、遇到新訊息時活化的「警覺網路」(salience network)(綠)、正向(紫)和負向(紅)情緒網路(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network)、集中精神時活化的「注意力網路」(attention network)和執行認知功能時活化的「認知控制網路」(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Lancet Psychiatry. 2016 May;3(5):472-80.)

犯人的大腦有什麼不同?

每一位無差別殺人犯,或是所謂的重刑犯,都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和社會處境,當然無法一概而論地解釋他們的行為。然而,站在預防社會重大刑事案件的立場,神經科學家投入研究,想了解什麼樣的人容易犯下這樣的罪行,他們的大腦運作又有什麼不同。

大部分這樣的重刑犯以青壯年為主,回過頭來看,他們許多在青少年就學時期,就已經展現出部分人格違常。青少年在發展時期難免會有所謂的「叛逆期」,這時期父母總會覺得小孩很不聽話,老師也覺得學生很難管教。然而,有些個案反彈的程度已經超出一般違抗管教的程度,甚至會破壞公物、傷害自己、同儕或其他動物,以及偷竊搶劫等。仔細研究這些違常的青少年,其中有一部分會表現出所謂的「精神病態人格」(psychopathic traits),其主要包含兩個主要核心特質,各自牽涉不同的大腦迴路:

  • 麻木-非情緒化特質(callous-unemotional component)
  • 衝動-反社會特質(impulsive-antisocial component)
主要影響精神病態特質的大腦迴路。首先,杏仁核(amygdala)對其他個體的不幸遭遇較不敏感,因此不了解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其他人的不適。其次,包含腹內側前額葉(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紋狀體(striatum)等決策迴路,無法正確地進行價值比較,權衡行為當下的快感和未來的後果,而做出後悔莫及的事情。(Nat Rev Neurosci. 2013 Nov;14(11):786-99.)

麻木的非情緒化特質:對他人的不幸遭遇無感

麻木的非情緒化特質,主要指的是對於其他人的不幸遭遇(特別是恐懼、傷心、痛苦)缺乏同情反應(empathetic response)。同理心(empathy)是良好社會互動必備的能力。除了包含能夠透過觀察對方行為,站在對方的立場,了解對方的動機(認知同理能力,cognitive empathy)外,更需要在互動中透過表情、文字、語氣感受到對方的情緒感受(情緒同理能力,emotional empathy)。認知同理的能力,大部分小孩在三到五歲左右就會開始逐漸發展出來,然而情緒同理能力卻因人而異,有些人到成年都還有這方面的障礙。想像在國小的班級上,總會有一些所謂比較「白目」的同學,明明老師已經生氣了,卻還大肆玩鬧,絲毫沒有感受到老師情緒;許多人甚至到了出社會在職場上,還不時會遇到有情緒同理障礙的成人,不了解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其他人的不滿(推卸責任、爭奪私利等),常常造成人際關係的惡化。

擁有麻木非情緒化特質的青少年,在觀看有恐懼表情的影片時,其杏仁核的活化程度(中)顯著低於其他控制組的受試者(左)。雖然這些青少年常常同時被診斷為注意力缺乏過動症(ADHD),然而只有ADHD診斷,卻沒有麻木非情緒化特質的青少年,其杏仁核活化並沒有下降(右),顯示麻木非情緒化特質可能是獨立於ADHD表現的影響因子。( Am. J. Psychiatry 2008; 165, 712–720.)

衝動的反社會特質:異常的大腦決策系統

正常的決策系統,需要對行為的後果有所預測,進行比較之後,執行動作,更重要的是在執行動作之後,要能夠回饋動作的結果,作為下次行動的參考。比如說,思考今天晚餐要吃什麼的時候,你可能會搜集各種資訊(價錢、網路評價、餐廳排隊人數等)預估餐廳的餐點有多好吃。然而在點完餐之後,餐點有可能比你預期得還要好(正向預測誤差,positive prediction error),或是比你想像中還要差(負向預測誤差,prediction error),如果好吃下次就應該要再次光顧,如果不好吃就應該避免再來,這是一般人都會有的學習反應。

在面對不好的結果時,一般人會有相對應的負面情緒反應,例如生氣、難過,這些負面情緒都是告訴大腦,這個選擇不好,下次不要再選了的重要回饋資訊。然而,具有衝動反社會特質的青少年,因為大腦在感受情緒的功能有所異常,他們對於帶來負面結果的選擇,常常學不乖,因此會一犯再犯(老師音樂下:學不會)。即使上次打架殺人,讓自己受傷、坐牢,還是學不會自己的行為和所受到的處罰之間的聯結,而容易再次犯行。長期追蹤研究(cohort study)也發現小孩在3歲的時候對於嫌惡學習(aversive learning)的表現較差,和其23歲時的犯罪表現有關聯(請注意這個研究只是指出幼年嫌惡學習表現和成年犯罪的關聯性,並不代表因果關係)。

給三歲小孩聽不同的聲音,其中有一些聲音出現後,會伴隨播放一陣噪音(厭惡刺激),研究人員在小孩皮膚身上貼電阻感應貼片,感受其聽到聲音時的緊張程度,代表其是否成功學習到聲音和噪音的關聯性。不論長大後是否犯罪,受試者在小時候聽到不會伴隨噪音的聲音刺激時,其皮膚電阻訊號相當(左),然而,在經過嫌惡學習後,非犯人小時候便能很快地學會哪些聲音會伴隨噪音(右,藍), 犯人在小時候時卻無法學會(右,紅)(Am. J. Psychiatry 2010;167, 56–60.)

結語

雖然目前的研究顯示,青少年的精神病態人格,可能和情緒及決策迴路處理異常有關,但對於犯罪者的神經科學研究才剛起步,很多研究都還沒有辦法確立因果關係,到底他們是先天如此還是受到後天環境影響?這樣的特質會不會遺傳?這些會影響法律審判以及犯罪預防的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有所定論。在精神醫學上,研究人員也積極發展能單獨調節迴路的治療,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透過調節特定的大腦迴路來改善異常的行為。在法律應用上,這些問題牽涉到犯人有沒有教化的可能性。如果他們的犯行起因於大腦運作的異常,那法律上又應該如何衡量刑責:如果這些罪犯算是某種定義上的「病人」,如此身不由己的他們還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希望這部優質影集可以帶來臺灣社會對犯罪者、家屬、社會輿論相關的討論,讓我們預防悲劇的再次發生,也能更願意去了解犯罪者背後複雜的社會脈絡。上週沒有看到第一二集的人趕快鎖定每週日九點公共電視,一同來支持公視好劇吧!


參考資料

  1. Williams LM. Precision psychiatry: a neural circuit taxonomy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ancet Psychiatry. 2016;3(5):472-80.
  2. Raine A, Yang Y. Neural foundations to moral reasoning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06;1(3):203-13.
  3. Blair RJ. The neurobiology of psychopathic traits in youths. Nat Rev Neurosci. 2013; 14(11):786-99.
  4. Barry, C. T.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s for extending the concept of psychopathy to children. J. Abnorm. Psychol. 2000;109:335–340.
  5. Blair et al., A selective impairment in the processing of sad and fearful expressions in children with psychopathic tendencies.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01; 29, 491–498.
  6. Marsh, A. A. et al. Reduced amygdala response to fearful expression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and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Am. J. Psychiatry 2008; 165, 712–720.
  7. Gao,et al., Association of poor childhood fear conditioning and adult crime. Am. J. Psychiatry 2010;167, 56–60.
  8. White, S. F. et al. Disrupted expected value and prediction error signaling in youth with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during a passive avoidance task. Am. J. Psychiatry 2013: 170, 315–323.
  9. Yang Y, Glenn AL, Raine A. Brain abnormalities in antisocial individuals: implications for the law. Behav Sci Law. 2008;26(1):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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