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其他歐美國家一樣，上個月我利用英國整個國家陷入停擺的聖誕節放了個長假，雖然一開始有點良心不安，身為研究生，總覺得應該還是要好好工作的我，最終還是被一直推薦我休假好去處的德國老闆說服了。雖然過程中一直催眠自己：「休息是為了充電，回來才能投入更有效的研究工作」，硬是把好不容易塞進行李中的論文抽了出來，但一直到出發之前，我仍舊是非常懷疑這點的。尤其是，在我休假第三天時，走在倫敦大街上，突然驚覺自己想不太起來休假前原本構思的實驗設計細節時，更是覺得緊張萬分。

跨了年之後，一切本來一直推託是「明年的事情」，突然變成用「週」在倒數地，大舉向我逼近：研討會、資格考、實驗設計和資料分析等。然而，第二個學期（註：劍橋將第二個學期稱作Lent term，牛津則稱作 Hilary term）一切上了軌道之後，感覺變得忙碌許多：指導教授在這學期有授課需要去旁聽、實驗也開始從上學期基本的行為訓練進入每週都要邊走、邊想、邊修改的發展階段，相關的論文、書籍越查越多，但實驗之外，能讀書的時間卻越來越少。幸好劍橋總是能讓我保有安靜的空間和穩定的心情，專心做自己的事情，這點讓我對現在充實的生活，感到非常滿意。

不知道是因為聽了許多不同領域的課、讀了一些雜書，還是因為休假後腦袋開竅的關係，對於本來研究的主題：決策行為，有了更開闊的想法，也開始思考研究背後重要的根本問題：

我們要怎麼知道一個人喜歡什麼東西？

這個問題直覺上很容易，想知道一個人喜歡什麼，就直接問他呀？但如果稍微冷靜一下，回想自己在幫朋友挑選生日禮物的時候、跟喜歡的人上餐廳吃飯的時候：在每個你需要知道別人偏好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即使只有兩個選項時，我們也很難確定一個人究竟偏好兩者間的哪一個。

「不然，直接讓他做選擇，看他選擇哪一個就好了呀」。的確，比起直接問一個人他喜歡什麼，期待他誠實告訴你他的偏好，觀察實際的選擇行為是更為可靠的辦法。很多時候，我們會記得喜歡的人，總是愛喝大杯鐵觀音奶茶去冰微糖加大珍珠（這是我以前在醫院值班時的生命泉源，整句用螢光筆畫起來），或總是喜歡吃綠咖喱雞中辣不要花椰菜。我們會知道這些，常常是因為他以前常常做出類似的選擇。這樣的社會偏好學習（social learning of preference），是人類甚至是許多動物，自然而然會使用的學習方式，也很可能是早餐店老闆娘，一大早看到你的身影，就會雙手奉上培根蛋土司和大冰奶的秘訣（之一）。

第一位美國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2009）提出的「顯示性偏好理論」（Revealed Preference Theory）在觀念上突破經濟學沿用好幾世紀的「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相較於假設各種數學上操作方便的效用函數去描述個體決策行為，Samuelson 強調效用（utility）本身並不存在，只有「行為」才能被觀察得到，所以任何個體（agent）的偏好只能用決策行為去建構。個體會利用決策行為將自己的「偏好」「顯示」出來，故稱之為「顯示性偏好理論」。

「效用理論」很簡略地說，有點像是幫每個選項打分數，再選擇分數較高的作為自己的選擇。蘋果和橘子放在一起，一顆蘋果得五分，一顆橘子得三分，所以我會選擇蘋果。但如果一顆蘋果和兩顆橘子放在一起，橘子的分數變成六分，我就會選擇橘子。這樣的數學函數稱作「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而每個物品的「分數」就稱為他的「效用」（utility）。然而，這樣數學上方便操作的函數，遇到相當多問題。除了效用的數值本身是人為訂定的，並沒有單位，任意乘上倍數之後，只要大小順序不變，其實對選擇的預測是完全一樣的，也並沒有任何標準告訴我們應該要如何選擇函數。Samuelson的顯示性偏好理論提醒我們，當我們觀察到一個人選擇蘋果勝過於橘子的時候，我們只知道對他來說蘋果比橘子好，並無法知道好「多少」。一個好的模型應該儘量避免過多人為的假設，回歸實驗數據本身。他和後來的經濟學家也展示了，光是利用離散的決策數據，也可以建構出以往用效用函數計算出來的無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和計算兩個物品之間的邊際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更可以在決策行為滿足顯示性偏好公設（Weak Axiom of Revelaed Preference, WARP）時，用效用函數來表示。

我們實驗室在 2017年 剛發表，利用顯示性偏好理論，分析猴子的決策行為，建構出其無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並驗證其符合理性決策的公設：遞移性（transitivity）。資料來源：https://research.pdn.cam.ac.uk/staff/schultz/index.shtml

然而，實務上要透過觀察了解別人的偏好，需要非常仔細的觀察和歸納的能力，人們常抱怨自己的男女朋友總是連自己挑食的東西都記不起來，由此可知，即使在賀爾蒙的強力動機刺激之下，要記得別人的偏好也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此外，每個決策結果都是相對於其他可選擇選項（available alternatives）產生的，因此利用別人的選擇行為推論別人的偏好時，需要同時考慮被選中的物品和其他相對選項，這是常常被社會學習所忽略的。如果你因為常常約某個好朋友去他家巷子口的一家簡餐店吃飯，而他每次都回答你他寧可在家吃泡麵也不要去簡餐店，這樣能代表他喜歡泡麵勝過於簡餐店嗎？顯示性偏好理論雖然強調選項在比較時，只有面對「同時可負擔（affordable）」的選項才能顯示其偏好：我選擇不住在帝寶，並不代表我不喜歡帝寶，可能只是我住不起（雖然我是不太喜歡都市大樓沒錯啦，不過如果有人要送我帝寶，我也會很樂意收下）。即便如此，年輕小資族在月底沒錢時，即使仍負擔得起簡餐的價格，也可能捨棄簡餐店，選擇買泡麵來吃，但這樣仍不能代表他喜歡泡麵勝過於簡餐店。不相信的話，你可以在他生日的時候請他吃飯，讓他選擇同一家簡餐店，或是買同樣口味的泡麵送他當禮物，你覺得他會選擇哪一個？。此外，有些人每次去餐廳都點一樣的菜，雖然選擇這道菜的頻率高出其他許多，但這可能這只是出於習慣，選擇頻率高低並不代表你對這道菜的喜好遠大於其他的菜。在面對兩個無差異的選項時，人類並不一定會各用一半的機會選擇兩者，反之，人們常常在覺得無差異的選項間，一直重複一樣的選擇，這種習慣性的決策行為便無法有效顯示決策個體的偏好。

人類的偏好除了自己的喜好外，常常包含許多物品主觀價值以外的因素，這時候，透過觀察預測偏好的效果也會不彰。還記得國小的時候聽過一個故事，有個小孩子從小每次在家吃飯的時候，都看見媽媽馬上把魚頭夾走，剩下鮮嫩的魚肉給自己。他因為媽媽很愛吃魚頭，長大後每次吃飯時，常常自己先把魚肉吃掉，特別把魚頭夾給媽媽。一直到媽媽年紀大了，臥病在床，才告訴小孩，其實媽媽並不是愛吃魚頭，只是想把好吃的魚肉留給孩子。不管是人類的道德良知、為了賄賂別人還是建立良好形象，人時常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將好處轉移給別人，這樣的行為就很難單純透過觀察決策行為去得知對方的偏好。

即使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也很難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南加大著名的神經科醫師 António Damásio 提出的「軀體標記假說」（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認為，不是我們的認知進行決策，而是刺激先產生生理反應，我們的認知系統會順著生理反應對眼前的情境進行詮釋。經典的決策心理學實驗提到，如果找喜歡的女生去約會時，邀請她到高處的吊橋上，跟她告白，女生會因為身在高處，交感神經興奮、臉紅心跳，而在別人跟他告白時，大腦會認為自己對他有好感。許多人一直迷信約會要去看恐怖電影或許也有異曲同工之處。行為經濟學中也有所謂的「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一樣的東西只要一旦變成自己的，主觀價值就會上升。想想那些你花一大筆錢買回家DIY的東西，如果是同樣品質的東西放在商店裡即使打八折你可能都不會買。我來英國，之後常常自己買菜回家煮飯，但憑我的廚藝，如果是在外面的餐廳上了同樣的菜色，打對折我也不一定會吃。「情人眼裡出西施」，即使我們隨機選擇了某樣東西，我們對他的主觀價值也會容易因為稟賦效應而上升。當你覺得自己在執行你的自由意志（free will），按照自己的偏好，做出了選擇的時候，你真的確定這是你原本真正喜歡的嗎？還是你的主觀價值受到了其他因素干擾。這樣神經科學挑戰人類自由意志存在與否的議題，一直到現在都是哲學家、心理學家、道德學家、神經科學家爭論不休的主題。

說了這麼多，我的研究領域：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主要希望將以上這些觀察到的決策行為和大腦不同部位的功能做連結，從如何從行為建立偏好開始，系統性地研究這些決策行為背後，不同腦區如何互動，大腦哪些區域負責如何評估東西對我們的主觀價值，哪些因素可以透過調節神經活動、扭曲我們的主觀價值，進而影響決策行為（例如：店家如何讓你在購物的時候買下一走出店門口就後悔的東西）、如何在做選擇的時候犧牲自己的利益考量別人的偏好之類有趣的問題。「人生中就是一連串的選擇」，雖然大腦的結構、功能、連結相當複雜，但是這樣的架構可以用來討論任何需要進行決策的生活情境，如果大家觀察到有趣的決策情境或是人類決策行為，也歡迎和我討論，一起探索這個充滿未知的領域 ♦